1939年2月，25岁的诗人张光年（笔名：光未然）和 34岁的作曲冼星海继上海、武汉等地的多次合作之后在延安再次合作，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简称：《黄河》）。该作品的诞生，不仅在音乐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词曲结合得相得益彰、水乳交融，成为中国合唱史上不可多得的一座里程碑。可以说，直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哪部大型合唱超过《黄河》，这是当时词曲作者始料未及的，但历史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诗人眼中的中华民族就像黄河——母亲河一样，奔流不息、气壮山河；她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她见证了中国的发展、苦难、崛起及“山岳般壮烈”。诗人用通俗、易懂、激情迸发的诗句高度凝练了黄河，让她诗化、情感化、意象化；诗人放弃了自我，将这个渺小的自我融入革命的洪流之中，追求更新更美的境界。在诗中，诗人描写了中华民族的痛苦、屈辱、呻吟，讴歌了民族的觉醒、挣扎、怒吼和抗争；诗人向着全中国及全世界发出了战斗的警号；对战胜敌人、取得胜利充满信心，并预言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曲作者的创作也是形象的高度概括，它丰富、完整，超越了一般合唱套曲的形式。在作品中，曲作者将代表祖国形象的黄河，用中西合并的作曲技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创作中，冼星海大量地使用中国民歌曲调和素材，但他并非直接使用，而是在采集民歌后，经过反复考虑、消化、融合后，使其成为自己的旋律，再将这些曲调奉献给中华民族。

从上可见，诗词和乐曲的创作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中华民族给予他们养分，但如果没有诗人提供的这么内涵丰富、骨力雄浑、意象宏伟、气势磅礴的诗词，也就不会有冼星海创意深厚的音乐作品，作曲家也就很难从中得到启发、受到感染，创作出如此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同样，也是乐曲创作上的成功使诗人的诗如虎添翼，这二者相辅相成，才产生了如此伟大的作品。

《黄河》“发自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表达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同一切黑暗势力奋斗到底、争取自由解放的壮志豪情。人民喜爱它、敌人仇视它，并历来如此。人民受难，《黄河》与人民一同受难。人民抗争，《黄河》与人民共同抗争。人民解放，《黄河》与人民同获解放。《黄河》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是《黄河》的光荣，也是作曲家的光荣。而中国人民能够通过聂耳、冼星海以及许多聂耳及冼星海式的作曲家、音乐家表达自己强大的心声，这又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人民引以自慰的”（张光年，1999：《黄河大合唱纵横谈》，第117页）。《黄河》是中华民族及人民的《黄河》，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起到了团结各个阶层民众的作用，传播了中华民族精神，抚慰了海内外赤子之心。

在《黄河》的传唱过程中，为了适应各种场合以及各种合唱队需要，她被人们适当地改编着，到目前有很多版本，我们就六个版本加以说明，它们是：原始的延安版本（简称延安版）；冼星海到苏联后重新整理、改编的版本（简称苏联版）：由李焕之根据延安版、莫斯科版改编的版本（简称李版）：由李焕之根据“李版”与“莫斯科版”改编的上海乐团演出版（简称上海版）；由严良堃牵头、中央乐团创作组集体改编的版本（简称中央乐团版）：由瞿维改编的版本（简称瞿版）。下面我们就这六个版本加以说明。

一、延安版

延安当时就是革命的象征、祖国的希望，是全国各地有志青年向往的中心。但是，由于条件艰苦，很多工作的开展非常困难。当时在那儿的人们创造出很多独特的用具，在音乐界也是如此。当时的乐队主要是有两三把提琴，口琴是乐队中不可缺少的乐器，少量的民族乐器也成为重要的乐队成员。他们缺少低音乐器，就将煤油桶改造成低音二胡。没有打击乐，就用脸盆，将勺子放入搪瓷缸中等方法制造出土打击乐器。这些土造的乐器丰富了当时的音乐生活。合唱队的组成就是些从各地来的学生、抗日救亡歌咏队的成员和少部分专业音乐工作者，大多数人并未受过专业声音，甚至音乐的训练，只有满腔的热情，他们甚至连简谱都不认识，排练作品时还要一句一句地教唱。这是演剧三队的大致情况，那么其他演出队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冼星海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创作的，他面对的是一些业余音乐工作者，因此他的写作要简单、通俗，能够让人们很快就上口，同时还要准确地塑造诗中的形象。他将伴奏写得恰到好处，可是他是在为一个所谓的“乐队”配器，但是他充分发挥了当时现有的各个乐器所长，互相配合、互补所短、中西合璧，创作出最佳的伴奏。

冼星海在创作《黄河》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报酬，他只是在劳动之余用六天的时间创作了整个套曲，甚至某些段落是三易其稿。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黄河》最初版本。

关于将这个版本带出延安有多种说法：（1）由张光年于1940年只身带出延安；（2）由冼星海将乐谱寄发给当时在重庆的李凌，时间：1939年底或1940年初；（3）李凌的回忆文章《关于 <黄河大合唱> 的一些深刻印象》（黄叶绿，1999：《黄河大合唱纵横谈》，第120页）中说，是由他于1939年后半年，将曲谱带出延安并带到了大后方的重庆。

总之，延安版的曲谱是由当时在延安的人带到了重庆，在李凌创办的《新音乐》杂志（该杂志受到了当时大后方音乐专家和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欢迎）上分多次刊登出来，随着杂志的传播而传播。经常是，买回一本杂志，连夜刻蜡版、印刷，第二天教唱，这首作品就成了宣传抗日的歌曲之一。当时在重庆的孩子剧团就是从这个渠道得到了乐谱。而且，是李凌组织人将《黄河》的简谱翻译成五线谱，后由其他人印刷出版。不仅如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种单行本被用不同的方式印刷发行。从此，《黄河》在大后方广泛传播开来，在前线、敌后传唱着。不仅在山上、土坡上可以听到：“我站在高山之巅······”在房前屋后也可以听到：“望黄河滚滚水奔流向东······”甚至在国民党宪兵出操时都可以听到：“风在吼，马在叫······”（严镝，2005，《严良望的采访记录》）可见《黄河》是多么地深入人心。它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是诗人和作曲家的，也是全中华民族的。

此后，“延安版”就在海内外流传开来，可以说是《黄河》最早的流行版本。它在国内主要传唱于川、贵等地，并且是由抗敌演剧队五、七、九队，孩子剧团，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团体或进步团体演出。现举几个有代表意义的演出，以兹证明。

1946年，为纪念冼星海逝世一周年，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师生们在重庆江苏同乡会礼堂举行了音乐会，在音乐会上演唱了《黄河》，由严良堃指挥，由钢琴伴奏，其中《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钢琴伴奏是由黄国栋（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作曲学生）根据冼星海其他音乐编排而成的。虽然在场内外随处可见特务的身影，但是演出非常成功，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李公朴等人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全场的演员和观众在李公朴的带领和指挥下高唱着《救国军歌》，排着队伍离开了演出场地。

1945年底，解放区纪念冼星海逝世的音乐会在石家庄举行，由华北文工团与抗敌剧社演出，李焕之指挥，诗人萧三、艾青等参加了演出；之后半年中还曾演出过两场。

这个版本在演唱的过程中，也不断有人对其加工、修改，修改者主要是那些来自延安、曾经与冼星海一同工作过的音乐家。为了在演唱上取得更佳的效果，他们将《黄水谣》的“自从鬼子来”部分加上了男声，成为四部合唱，这样不仅增加了和声效果，也更表现了对敌人的愤恨。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合唱队（团）在演出该作品的时候，均省略了《黄河之水天上来》部分。虽然冼星海在最初的版本中写了简单的伴奏，但由于各个团体（主要是抗敌宣传队和演剧队）没有这个条件，朗诵部分也就不使用伴奏了。另外，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需要鼓舞广大民众的反抗士气，同时也难于找到合适的演唱者，《黄河怨》也几乎是不演唱的。

这个版本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演唱，很多合唱团还将这个作品带到了海外、东南亚演唱。有人说1940年，刘良模将《黄河》曲谱带到了美国。1941年，纽约附近的一所大学用英文演唱了《黄河》，并且出版了被翻译成英文歌词的乐谱。1949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玛希音乐厅演出了《黄河》，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了《黄河颂》，演出乐谱上有宋庆龄的亲笔题赠。

二、莫斯科版

1940年，冼星海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并研究苏联音乐。此时，冼星海已经患有严重的肺病（据说是肺癌），他被派到苏联也是为了让他能够在那边得到较好的治疗。但由于希特勒发动了对苏的侵略战争，冼星海辗转到了阿拉木图，本想通过蒙古边境回国，而此时的边界已被封锁，他只得再次辗转回到了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并在此度过了最后两年清贫艰难，却颇有成果的时光。

也正在此时，冼星海将在延安时写作的《黄河》加以整理、补充，成为“莫斯科版”。这个版本采用了三管制的大型交响乐队伴奏，在终曲的最后采用了 6支圆号、12支小号和12支长号；而且在这个版本中，冼星海加入了《序曲》，使原来八个乐章的《黄河》成为九个乐章。

在《序曲》中，洗星海使用了各个乐章中的众多乐思，提示了后面各个乐章中的音乐主题。《序曲》仅在“莫斯科版”和“李版”中使用过。对《黄河船夫曲》《黄河颂》，作曲家并未做太多的改动。《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延安版”中仅仅使用了三弦，而在“莫斯科版”中则将三弦的旋律改写为乐队配器。可想而知，冼星海在延安，是受到了当时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有三弦供他使用，因此在这个乐章中三弦成为伴奏主要乐器。而到了苏联，他又与他曾经在法国听到和熟悉的大交响乐队不期而遇，他的创作思维也就自然转到了大交响乐队的配器上了。《黄水谣》在“莫斯科版”中是一个女声二部合唱，这种形式的合唱远不如当初冼星海在延安时候的混声合唱来得有分量。《河边对口曲》的前奏中，用木琴代替了三弦，这多少丢失了土色土香的民族味。《黄河怨》的改动是最大的。作曲家希望将音乐写得更丰富、多样，因此在旋律上使用了大量的花腔手法，而且在歌曲的后半部分频繁使用高音，多次改变调性，前后缺乏呼应。虽然，这个独唱适应了西方的合唱套曲（Cantata）形式中咏叹调的形式，但是与《黄河》中，所要表现的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似乎不大符合。《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的改动并不是很大，只是后者在女声二部合唱后，新添了一个二部男声合唱，可能是忘记了临时调号，使得该曲音调上不大协调。

这个版本是为庄严、盛大场面和专业团体演唱，并要由特大型的乐队演奏而写的鸿篇巨制（这多少受到了瓦格纳、马勒配器的影响吧）。但当时苏联正处在卫国战争时期，经济困乏、政治上内外交困、文化氛围缺失，而且冼星海身在异乡又重病缠身，为了能够生存，他与当地一对母女生活在一起，勉强解决了温饱。这些都使他难于慢工细笔进行写作，更何况冼星海是以动笔快著称。另外，他身边只有一把小提琴，总谱完成后，根本就没有哪个乐队或合唱队为他提供实际音响视奏，因此他也就没有机会对总谱进行修改和润色。这些都造成该版本的不足，无论从和声织体、调性安排及配器上，都出现了诸多缺陷，因此要进入排练、演出，就必须对该版本进行修改。可以说，在苏联由苏联人演出该版本时，就未完全按照冼星海的修改演出，在国内则从未演出过。这不是苏联、中国的音乐团体演奏水平不够，而是冼星海的这个版本的缺陷所致。这些也不能够就说冼星海的水平低下，而说明当时环境因素和冼星海在病中进行创作的原因，他当时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精力对这个版本进行修改和听取演奏者们的建议。反之，如果冼星海有现在这个条件，加之冼星海是一个乐于接受建议的作曲家，他可以不断修改—视奏—再修改—再视奏······那样，《黄河》会更完善。

苏联解体之前，苏联的音乐家们每逢冼星海去世五、十年的纪念日都要演出《黄河》，以示对冼星海的纪念和对中国的友好，而他们使用的就是这个版本。20世纪50年代，中国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到苏联学习，以及中国音乐家们与世界音乐家们互相学习、友好交往（当时李焕之就曾经带队到过苏联演出过“李版”的《黄河》），还有很多的中国音乐家到了苏联，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莫斯科版”。在1957年10月，苏联主办的“中苏友好旬”音乐会上，中国的留学生就在苏联排练、演出了《黄河》，由李德伦指挥，郭淑珍担任女高音独唱，严良堃任艺术指导。可以想见，他们当时就已将“延安版”和“李版”的部分精髓传达过去了，多少也会对“莫斯科版”进行一些修改。

这个版本据孟波回忆：“1946 年秋，延安中央党校文工室主任李伯超同志要我和金紫光（当时我任延安中央党校文工室支部书记和中央管弦乐团指导员，金紫光是乐团副团长）一同去杨家岭，找中央办公厅主任邓洁同志，邓洁同志取出一只皮箱，告诉我们这是刚从南京由军调处执行部的美国飞机带来的，里面装的是冼星海的作品和手稿。这次是由苏联驻华大使馆交给中央驻南京（梅园新村 ）办事处转来的，你们要好好保管。······” “皮箱拿回中央党校后，我们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冼星海的各种手稿，当时我们曾逐件登记。主要有：在苏联重新修订的《黄河大合唱》总谱；······” “1947年初，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飞机经常来轰炸，这只装有冼星海手稿的皮箱加封后，与中央管弦乐团的乐器随中央党校的文件一同运到安塞后山的一个山沟打埋伏。”“之后，这只皮箱就不断地被转移，从延安过黄河、临县三合镇，经离石、汾西、翻霍山等地到达河南，又到河北石家庄，北京解放后，冼星海手稿由华北人民文工团带到北京，交中央音乐学院保管。”后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出版了影印版。（孟波，2005：《黄河大合唱纵横谈》，第26页）

三、李版

早在延安，李焕之就已经是冼星海的学生和同志，他们有过多次合作，《黄河》就是一次很好的合作。当冼星海写出《黄河》时，乐队的排练就是由李焕之担任的。这期间他们有过切磋、探讨和修改，因此李焕之是非常熟悉冼星海的写作方式的。这也就是后来出现“李版”的缘由。1940年，冼星海离开延安后，再演出《黄河》时，就是由李焕之担任指挥的。

为了更好地演出《黄河》，1941年至1942年间李焕之与瞿维就为该作品编写了新的钢琴伴奏曲谱，1944年又为该作品编写了小型管弦乐队（钢琴）谱。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中进行着，各种联合会相继成立，中国的音乐界也将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在这个成立大会上，要上演《黄河》，但缺乏一个好的、合适的乐队伴奏谱。也正是在此时，冼星海在苏联创作的大量作品被运到了北京，其中就有“莫斯科版”的《黄河》。李焕之在参考了“莫斯科版”、保留了“延安版”的合理性后改编出了“李版”。当时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的成立，演出《黄河》时，还特别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李焕之、任虹、张非、李德伦、严良堃、姚锦新等组成，他们对《黄河》进行了修改。此次修改方案在李焕之后来的文章《我与 <黄河> 的不解之缘》中可见一斑：

我整理时特别注意这几个方面：（一）新版的前奏与乐曲中间的过门不能随意改掉；（二）着重作曲家在和声、配器上的独创性；（三）如果中间过门有的可能效果不够好或者过长，可以按照延安版本的原样适当加以修订；（四）在配器方面，有的低音过重或和声浑浊影响其合唱或独唱的情绪时，也可以适当地减轻其和声低音；（五）有的配器织体中，铜管乐器用得太突出而妨碍了整体协调感的部分也可以删去或改用木管代之；（六）在调性布局上，如有音域过高以至难于演唱的部分可适当移调，以能发挥歌声的有效表现力为准则；（七）有的一时看不准其效果上是否动听的部分可暂不用，仍以延安版本为基础。（李焕之1999：《黄河大合唱纵横谈》，第 98-99 页）

该版本主要是在“莫斯科版”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将和声织体及声部组合做了或多或少的增删，在调性布局上做了适当的调整，甚至改写。《序曲》的乐队配制上删去了低音黑管和低音大管声部，对木管的和声织体做了适当的调整和删节。《黄河船夫曲》器乐部分在“莫斯科版”上未做太多的修改，而合唱部分基本使用了“延安版”，即将船夫号子中原有的三连音改成了前十六分音符和八分音符。《黄河颂》在朗诵部分（前奏）中，为了使音乐紧凑删去了几小节，在伴奏部分没有用“莫斯科版”中的圆号，而是使用了弦乐。《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延安版”中，只用了一个三弦作为伴奏乐器，朗诵是比较自由的，只是在三弦谱子上写了朗诵词，并未规定朗诵的速度和节奏。“三弦的调子里，除了黄河的波浪澎湃声外，还有两个调子蕴藏着：一个是《满江红》，另一个是《义勇军进行曲》，但只是一点，而没用全曲。”（冼星海，1999：《黄河大合唱纵横谈》第4页）而在他的“莫斯科版”中，则使用了管弦乐队伴奏，保留了其中旋律。“李版”中也就保留了“莫斯科版”的主要因素，但有一定的删节，从而使音乐短于朗诵，这样也就难于表达当初冼星海音乐中的内涵。《黄水谣》改变了“延安版”和“莫斯科版”中的调性，使用了降E调。“莫斯科版”中，为了增加对比只采用了女声二部合唱。李焕之考虑到后面要表现“同仇敌忾”的情绪，而使用了混声合唱，并且重新配器。《河边对口曲》基本上沿用了“延安版”。《黄河怨》保留了“莫斯科版”中的女声伴唱，只是在声部上进行了微调。《保卫黄河》仍然使用三部混声合唱和轮唱。《怒吼吧，黄河》中基本上使用的还是“延安版”和“莫斯科版”中的主要因素，只是在复调中女声二部后加了男声二部合唱。

这个版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众多合唱团使用的版本，总政歌舞团于1955年使用这个版本录制成唱片并拍摄成电影留了下来，指挥：时乐濛。还可以说，当年中国留学生在苏联演出的版本多少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这个版本的影响。

1985年，为了出版《冼星海全集》，李焕之对原有的版本进行了改编，然后出版发行。

四、上海版

1987年，李焕之根据“李版”和“莫斯科版”修订、改编出了这个版本，仅由上海乐团演出过一次，全部顺序和段落与“莫斯科版”相同。

五、中央乐团版

该版本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熟的版本。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黄河》成为“留曲不留词”的音乐作品。在中央乐团创作组的多次改词后，无法将词曲合并得像原作品一样天衣无缝，也就在此时，产生了《钢琴协奏 曲 <黄河> 》。可以说，这是腰斩了《黄河》，但却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使得《黄河》的精髓得以流传，也使得世界人民知道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作品。当年周恩来总理听了《钢琴协奏曲 <黄河> 》之后说星海又复活了。可见该作品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的创作班子是由殷承宗、盛礼洪、刘庄、石叔成等人组成，在这个班子里，殷承宗、石叔成是优秀的钢琴家，而盛礼洪在他们中间是非常优秀的配器人才。因此，这个班子可以说是 搭配最完善的一个创作小组。他们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钢琴作品中很多优秀成果，发挥了钢琴的特殊音色和特点，将西欧的作曲技巧与中国的曲调融合在了一起，它是中国钢琴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钢琴经典协奏曲中的上乘作 品。它的出现，多少也影响到后来“中央乐团版”的改编。

早在20世纪50年代，李德伦、严良堃就曾经参与《黄河》的修订。1965年中央乐团成立，他们演出时使用的版本是在“李版”的基础上稍加整理而成的；1960年和1965年演出时使用的版本也是在“李版”的基础上更改而成的，但只是局部的变更，在和声上进行了梳理。这应该算“中央乐团版”最早的版本。而且在1965年左右，严良堃就提出“用全国音乐界所有的力量对《黄河大合唱》进行修订，不要像‘战国七雄’一样，各自搞一个版本，而应该整理出一个好的版本”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到了“文革”时期，这件事情也就搁浅了。

“文革”中，只有八个“样板戏”出现在中国的文艺舞台上，形成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文艺界出现了很多用历史歌曲重新填词的作品。也正在此时，有人提出应该唱《黄河》。但是，江青的爪牙仍然对词作者进行着批判。他们的主要依据就是《黄水谣》中的“男女老少喜洋洋”，并认为在那种历史时期，人民是不可能“喜洋洋”的。因此，这个词就是投降主义路线。当时的逻辑是：词是投降主义路线的词，而曲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的好曲。因此，就要对词进行重新修改。

1975年，为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冼星海的生前战友、妻子钱韵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有二：一是提出《黄河》还是一个好的作品，当年在延安演出的时候，毛主席还叫了三声“好”。其次，苏修（当时对苏联的称谓）每到冼星海逝世五、十年都要纪念；而且他们用此来攻击我们，说我们忘记了历史、忘记了过去。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演唱《黄河》。

这封信被转到了中央后，很快也就有了回答：可以演出。这还要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当时他正在主持中央工作，正因为此，才能够这么快地使得信息上传下达。但是，用什么词演出，还是没有最后定。在经过多次斗争后，最后周恩来总理拍板：原词原曲演出。为了阻挠这次演出，“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们还将原计划的横幅“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改为“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为了赶在10月演出，文化部调用了所有当时北京音乐界最好的演员和最好的乐队、合唱队。演出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这是一次冲破“四人帮”文化封锁的演出。

“中央乐团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为了当时的演出，由严良堃牵头，组织了当时中央乐团创作组的成员：田丰、施万春、陈兆勋等人对原有的版本进行了修订。他们保持了“延安版”的框架、“莫斯科版”的主要乐思，对乐队的编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并且重新进行了配器，当然也不同程度地采用了《钢琴协奏曲 <黄河> 》中一些配乐。

据陈兆勋的回忆：

严老为什么组织我们三个人——施万春、田丰和我——着手整理《黄河》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严老早于1940年，17岁时就指挥当时的孩子剧团公演了星海这一巨作。他对这部作品的各个细节都有着深刻的理解。星海之所以能有此巨作，主要深受光未然的《黄河》词作的激励，在当时1939年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仅花了六天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合唱谱，在当时仅有的条件下，乐队只有二十多件乐器的配合下，在延安首演了这部作品。星海在1940年就去了苏联，在他去世前完成了《黄河》的管弦乐总谱，从他总谱（了解）到整个配器及乐队组合来看，气势雄伟非凡。说明他的总构思是有意将作品创作成合唱交响 化的意图，可能有多种原因，故没有看到这总谱的演出记录，后来于（20世纪）50年代，李焕之先生曾将总谱整理过两次，这些整理稿严老和我们都参考过，但都觉得不易演奏。另外，中央乐团于1969年创作了《钢琴协奏曲 <黄河> 》，这作品在当时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部作品并没有完全表现《黄河》的全部精神。主要是根据上头的 “留曲去词”的指示，因为可以说，没有光未然的词就没有星海的《黄河》产生。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再将《黄河》精神重新发扬，严老通过领导的允许，于大概是1975年组织我们再根据星海原作及李焕之的整理稿，弄出一个适合中央乐团演唱的整理稿。”（陈兆勋与严镝短信内容）

“中央乐团版”为了使音乐一开始就有惊心动魄之感，去掉了《序曲》。在《船夫曲》中去除了一些烦琐、效果不尽如人意、堆砌的和声与配器；音型上还是保留了冼星海最早的形式，改变了一些过高的音符，使得业余合唱团也可以演唱。

《黄河颂》基本上以“延安版”为主，未做太多的修改。

《黄河之水天上来》在1975年的演出中并未使用。由于这个朗诵过长，战争时期为了宣传的需要，也往往将这段省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也未演出这段。后在张光年一再的要求下，1987年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的演出上才恢复了《黄河》全本的演出，也就是说在这次演出中，才将《黄河之水天上来》又重新加到了《黄河》之中，使《黄河》恢复了八个乐章。它的配器主要是由施万春完成，在多次与朗诵者瞿弦和（中国煤矿文工团）、琵琶演奏者张强（中央音乐学院）探讨、磨合、试奏后，才定下现在的配器方案。它的主要框架还是保留了“延安版”，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对它的配器加以丰富。“延安版”的伴奏部分只使用了三弦，而“中央乐团版”将三弦伴奏改用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严良堃认为，当时延安如果有琵琶，冼星海是会使用琵琶的。因为琵琶的表现力和技巧要大大超过三弦。因此，“中央乐团版”中使用了琵琶。在这个朗诵中他们改变了“莫斯科版”中使用的拨弦、装饰音手法，而使用了交响乐队配器，形成一种浩大的声势，烘托出诗中的气氛。

《黄水谣》在“延安版”中只是齐唱，“莫斯科版”使用了二部女声合唱，在“李版”中加入了男声合唱，成为了一个混声合唱。“中央乐团版”沿用了“李版”，使用了混声合唱。

《黄河怨》在“莫斯科版”中多次转调，而“中央乐团版”只使用了一个调性，两个八度，这样更能够表现诗和原来音乐中的形象，也使音乐更加完整。据陈兆勋回忆：“我在着手《黄河怨》（的配器）时，想起多年来给独唱伴奏的印象所得，参考了多首外国有名（著名）的咏叹调配置，尽量让独唱部分的线条清晰，配器上强调了背景陪衬的作用。”（陈兆勋与严镝短信内容）虽然在演唱上有一些难度，但只要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都可以演唱。“中央乐团版”中还去除了“莫斯科版”中的女声伴唱，严良堃认为有乐队的烘托就可以了，加女声伴唱没必要，反而会影响独唱的效果。

《河边对口唱》的改变相对很少，据陈兆勋回忆：“《河边对口唱》由于原曲具代表性，我只将弦乐部分配置了一下，加上大小三弦及民族打击乐，尽量使该乐章清新简练。”（陈兆勋与严镝短信内容）

《保卫黄河》在“莫斯科版”中使用了四部轮唱，严良堃认为：这样就会使得演唱的人员越来越少，到最后就造不成一种宏大的声势了。据陈兆勋回忆：“在《保卫黄河》这一重点乐章中，严老为了加强热烈的效果，要我在中间加插了一段乐队全奏再引出合唱齐唱的高潮，在第一段轮唱段，为了旋律线条清晰明显，将原作四部轮唱改为最多三部轮唱，这样效果的确好了很多。”（陈兆勋与严镝短信内容）因此，他们仅使用三部轮唱，第四部轮唱由乐队演奏一遍。合唱与乐队全体最后使用主调织体演奏，达成万众一心的效果。虽然是重复，但是方法不同，效果也就不同了。

《怒吼吧，黄河》的最后“向着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在“延安版”中反复了三次；在“莫斯科版”中重复了五次，并使用了转调（大小调交替）。“中央乐团版”反复了四次，也使用了大小调交替的转调手法。而且丰富了和声、配器效果。

总之，这个版本是在演出实践中不断完善、丰富的，在多次修改后才成为现在的版本。对这个版本的修改和整理，严良堃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在修改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一）梳理“延安版”和“莫斯科版”中不合理的和声、奇怪的音符，将其合理化。（二）丰富所有合唱、乐队部分的和声、配器，以适应当前合唱队与乐队编制的需要。（三）将声部交错的地方理顺，特别是合唱部分。

这个版本的问世，很快就得到了音乐界的认可。虽然，上海乐团使用修改了的“上海版”演出了一场，但是后来他们再演出《黄河》时，也使用“中央乐团版”了。而且，中央乐团和上海乐团在海外录制的唱片都成了“金唱片”。在“四人帮”倒台后，这个版本的演出率极高，现在几乎所有国内演出团体都使用这个版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地、国家的合唱团和乐队演出《黄河》时，也使用这个版本，而很少有人使用其他的版本。这是因为所有使用过这个版本的演出团体都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版本，效果好，表现力丰富；乐队的演奏员演奏的时候感觉非常顺手。人们在听了这个版本后，总会是老人流泪，年轻人激动、热血沸腾。起到了言语难以表达的内容和意义，它有强大的凝聚力，团结了各派人士，让中华民族的子孙感到做中国人的自豪，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

但这个版本也有些人认为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是在“四人帮”时期产生的版本。但严良堃认为，这个版本是冲破了“四人帮”的桎梏，集众人之长而产生的版本。而且它还被改编成民乐队总谱、钢琴谱、双钢琴谱， 非常适合各种形式的演出需要。陈兆勋说道：“我们觉得中央乐团这一方案是为了更好地发扬星海的黄河精神。我们在严老的领导下进行修改整理，绝对不是篡改。”（陈兆勋与严镝短信内容）1985年《冼星海全集》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版本的总谱得到周巍峙、时乐濛、程云的关心和支持并被收录其中，还印刷了200本单行本总谱无偿地赠送给国内外需要演出《黄河》的文艺团体和指挥们。时至今日，由于各种原因，该版本的单行本还未能够出版发行。相信，不久我们会看到这个版本的单行本的。

六、瞿版

瞿维早在延安时期就与冼星海一同学习、工作，他是比较熟悉冼星海音乐的音乐家。而且，他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对“延安版”进行过修改，还为“延安版”写过伴奏。因此，他再次修改、整理《黄河》也是必然的。20世纪70年代左右，他参加中央乐团编写管弦乐《白毛女》组曲的创作小组时，就了解了修改《黄河》歌词和改编《钢琴协奏曲 <黄河> 》的全过程。这对他日后修改《黄河》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他的版本中，使用的是简谱，而且只用钢琴伴奏。虽然钢琴伴奏部分的和声构思丰富，但毕竟使用的是一架钢琴，也就单调了些。所有的合唱部分大都遵循的是“延安版”，《黄水谣》中的女声合唱沿用了“莫斯科版”，而且加上了轮唱，这与后面的《怒吼吧，黄河》有雷同的地方，会使人在后面听到轮唱时，没有新鲜感。其中省略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并且所有的朗诵并未使用伴奏。这个版本从未被演出过。

以上是收录在《冼星海全集》中五个及一个单行本的版本的特点和大概使用情况。冼星海的《黄河》从创作伊始，就在使用中不断被修改，特别是他对“延安版”，是不满足的，因此才有他到了苏联后的修改。在他病重之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修改。虽然那时候他已经力不从心，但是他还想使《黄河》更完善。因此，可以说，修改、完善《黄河》是冼星海的心愿，也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历史变化要求的。严良堃认为修改《黄河》：

（一）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延安版”是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像样的乐队，因此也就不可能写出一个合理的乐队配器来。（二）修改、完善《黄河》是为了广大群众对这个作品的喜爱的需要，也是历史时代的要求。（三）冼星海的作品还有待于他自己完善、改编、整理。正是由于他不满足才有了“莫斯科版”的产生，他没有完成这一使命，那么就留待后人来完成了。因此，也就有了其他版本的产生。（四）对《黄河》的修改、整理是为了保护冼星海，也是出于对喜爱冼星海音乐的群众负责，更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宣传革命传统的需要。（严镝，2005，《严良堃采访记录》）

相信《黄河大合唱》的修改、完善还将进行，也必将取得更好的结果。